并列式高中議論文

并列式高中議論文范文篇1

覺得難以想象是因為，有點太不可思議了，兩個人經歷的生活也完全不一樣，在思想上會是怎么樣的?確實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嘿嘿不過后來回過頭想想，其實這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兩家人知根知底的，只要兩個人在性格上能處得好的話，走到一起也未必就是件壞事，也許對兩個人來說還是件好事了，他選擇了我的學歷及人品，而我選擇他的家庭及人品，其實現在的社會就這樣，現實一點也許能過得更好，有人說貧賤夫妻怎樣怎樣的，但是何曾去想想，當一對貧賤夫妻什么事情都得為錢去傷腦筋，傷神的時候又是怎么樣的一種生活狀態了，從高中到大學到研究生，到走出學校，進入公司，一路上，因為錢，因為家境的原因，我確實過得不是那么如意，甚至有時候過得很辛苦，很累，一直到現在，我還在為當初在學校借下的那些債而奔波為那些本可以不用自己來承擔的責任而奮斗。

有時候覺得很累，真的很累也許也因為這樣，我不得不現實一點，因為我不想再因為錢而那么辛苦那么累，人的一輩子說長不長，我的人生路也算是走了至少了三分之一多了，如果只能活到六十歲的話，那已經走了一半的路了，何必在那些無謂的事情上計較那么多了，能選一個人品好，對自己好的老公，也許這就是我的福份了不管是做生意還是在公司上班，最終的目的都是掙錢，哪樣能掙到錢就OK了，如果我嫁的老公學歷不怎么樣，有能力能掙錢，那不也一樣好嗎，還可以分工合作，他賺錢，我可以照顧家庭，教育以后的小孩，學歷只是個花瓶而已，最重要還是能力啊!!!

只有有能力的人，才能讓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得更好!

并列式高中議論文范文篇2

身在體制中，我們的思想總是隨著主流思潮在涌動。

關于學歷，那是中國五千年的積淀，史實不需多言。“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刻骨銘心。

在此強大思想覆蓋下，全民為之鞠躬盡瘁，步調一致“從娃娃抓起”;教師求學生優質、家長看孩子在校成績、學生時刻比分數，而且“非此不為”之勢愈演愈烈。

太原5歲女童因不會算術題十分鐘被扇10余耳光，這是剛剛報道的，這是在教育部印發了《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讓幼兒度過快樂而有意義的童年”的價值訴求之后發生的，5歲女童做數學題，是典型的小學化，為什么幼兒園非要走入“小學化”的魔道?因為功利在作怪。

接著，小學、初中、高中，孩子在成長，而成長的道路卻越來越窄，因為人們把普惠的義務教育看成了達到“仕途”、“高薪”、“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孩子們呢?身不由己地被裹挾在教育流水線上，無論怎樣閃轉騰挪，都跳不出應試的如來佛掌心。

曾流行過這樣的段子《有一種奇特的生物叫——別人家的孩子!》：“茫茫宇宙中，有一種神奇的生物。這種生物不玩游戲，不聊qq，天天就知道學習，回回年級第一。這種生物可以九門功課同步學，媽媽再也不用擔心他的學習了……這種生物叫做別人家的孩子……”

現在家長最擔心的是：“我的孩子是不是比別的孩子矮、說話是不是比別的孩子晚、能力是不是比別人差。”

于是，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獨特個性、公民素養的健全人的教育理想成了學歷的祭品。

學歷和能力不能成正比，大家也許都認同，但是只要回到實踐意識，他們就是“絕對的一致”。

來看諾貝爾獎獲得者：

諾貝爾的生理或醫學獎頒發給了英國生物學家約翰•戈登和日本京都大學山中伸彌。約翰•戈登在接受采訪中回憶稱，他求學時科學成績曾為全班最后一名，并因此被同學譏諷是蠢蛋，還被老師寫報告稱不可能成為科學家?，F在想來，真是讓人感慨萬千啊!通過這個典型的個案，似乎也在告訴家長和世人，孩子的一生成長和發展，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幼年時更應著力習慣養成、奠基性格，塑造健全、健康、快樂、完整的人格，而不該憑一時的表現就定論終生。

據莫言自述，他1955年出生在山東一個荒涼農村，家里人口很多。在五六十年代，物質生活極度貧困，他像小狗、小貓一樣長大。上小學時，碰上“”，在學校跟人家造反，上房拆瓦?！啊睕]結束，就輟學回家勞動，因此他的正式學歷是小學五年級。1976年，他參軍，離開農村。1984年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了兩年，期間寫出成名作《紅高粱》。1988年他到北京師范大學，走上專業創作道路。莫言的作品“幻覺的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獲獎評價)。莫言的學歷和成功?

不久前故去的周汝昌先生，曾是一個9歲才開蒙的村童，卻由于熱愛學術而改變了人生。以他的西文功底去當個洋人買辦，足可舒舒服服“撈世界”。相反，他抱定一部《紅樓夢》，寧為“滿紙荒.唐言”，付出一生心血。誰能解得了這份孩童般的、毫無功利之心的癡迷?

人啊，為了我們的未來，醒一醒吧!

并列式高中議論文范文篇3

學歷只是一種學習經歷的證明，并不能真實地反映出一個人的實際能力，學歷并不全等于能力，高學歷低能力的人比比皆是，這是人們在實際工作中到處都能遇到的事。然而，當今的選人用人注重“高學歷、文憑化”的傾向也是到處都能遇得到的事。對選錄對象，往往都用所謂“剛性”的學歷、文憑標準進行“一刀切”，對于不符合標準者就一律淘汰，凡學歷高、文憑硬(所謂重點、名牌大學)的人，不論其德、才如何，可“擇優”任用。

為什么?一個誤區，即：學歷等于能力，學歷越高能力也越高。這個誤區給選人用人已經帶來種種弊端。一方面，它直接導致“假文憑”和“注水文憑”泛濫成災，“權學交易”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極大地挫傷了一些勤奮好學、立志成才者的積極性，造成大量沒有文憑或文憑較低的有用之才被埋沒。時下一些地方出現的高技能人才短缺現象，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在人才理念與人才培養上存在著誤區。

其實，學歷與能力之間不成正比，有學歷不一定有能力，學歷高不一定能力高;無學歷不一定無能力，學歷低也不一定能力低。也就是說，學歷與能力是不能簡單地加以類比的。學歷的高低只能反映出人接受教育的程度，而在同一層次學歷的人群中，也同樣存在著學問的差異。同理，人的能力也是要在社會實踐中加以培養的，人只有在勞動中才能積累工作經驗，從而不斷地增長勞動的才干。不然，那里有“活到老，學到老”這句話呢?

本來，學歷與能力、文憑與水平，既有對應關系，但絕對不是那種“水漲船高”式的絕對的對應關系，必須因人而異，具體分析，在實踐中檢驗和衡量一個人的能力和水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陳云、彭德懷、愛迪生、高爾基、魯迅、華羅庚、比爾·蓋茨等，他們并沒有多高的學歷，卻成了某方面的杰出專家。古今中外此類人物不勝枚舉。愛因斯坦說：“智慧并不產生于學歷，而是來自對于知識的終生不懈地追求。”魯迅、齊白石、啟功等人，盡管沒有大學文憑甚至中學都沒有畢業，但都是富有真才實學、得到社會公認的大師級人物，并在當年被特聘為大學教授。因此，學歷不應是選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標準。

所以，以學歷選人用人是與人類文明相逆的。古今中外，沒有哪個時代會只重視學歷，而不重視有真實本領的人的，如果有，那也是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千古笑柄的，如紙上談兵的趙括。人類幾千年文明走到今天不是靠文憑創造的，而是靠無數的瓦特、萊特、牛頓、愛迪生、愛因斯坦、沈括、畢升、李時珍等努力而來的，不是書呆子念出來的。時代的腳步走到21世紀，居然還有人以此為標準選人用人，說輕了，是對本職工作不負責任，說重了，那就是對黨和人民的改革開放事業不負責任。

當然，強調選人用人不能唯學歷，并不是否定學歷教育的作用，更不是貶低知識的力量。社會需要各種不同類型的人才，其中有知識型、研究型的，也有創業型、技能型的。而人才成長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并非學歷教育一條路可走。寒窗苦讀、高校深造，可以成才;發奮自學、博覽群書，可以成才;立足崗位、鉆研業務，也可以成才。人才的類型不同，成才的途徑不同，衡量人才的標準自然也不能是單一的。

把學歷作為衡量人才的主要標準甚至唯一標準，顯然有失偏頗。因為，我們需要的領導干部，是為了讓他帶領或帶頭干事創業，而不是當擺設。俗話說：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所謂“遛遛”，就是通過實踐來檢驗，就是堅持人才的實踐標準。因此，衡量和評價人才，選拔和使用人才，應當堅持德才兼備原則，綜合考察其品德、知識、能力和業績等情況，而不能以偏概全，唯學歷是舉。這樣，才能形成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局面，更好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